近日，有幸聆听岳亚军校长的一节以“走进任务的精神世界”为主题的文言文整合课。其中关于陶渊明、刘禹锡、周敦颐三位“鸿儒”人生观的讨论，引发了我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人的两种人格形态——“出世”和“入世”的一些思考。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人格二元结构中，“入世”这一元的形成相对较早，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并直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全形成。而“出世”这一元的形成相对较晚，确立时间始于魏晋。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指从汉末三国起，到隋朝统一中国为止的一段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虽然处于分裂中，但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思潮从儒术独尊走向儒道融合，乃至重新提出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从百家中找到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并且加以发展，从而打破了儒家独霸的局面。

　　而纵观陶渊明的一生，29岁之后他“出仕”十三年。那是他“大济苍生”理想实践的十三年，是尝试、失望;再尝试、再失望，直至绝望的十三年。公元405年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陶渊明一生先后“出仕”“隐居”五次之多，这也反映了当时士人阶层内心的挣扎。中国传统士人“出世隐逸”人格之所以能在魏晋时代确立，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汉末以来的社会与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同样是割据混战和政治腐朽黑暗的乱世。陶渊明完全彻底的归隐为后世士人树立了与王权和政治决然独立的人格标杆。

　　陶渊明归隐后就写了大量的诗歌，毫不夸张地说，如过没有诗歌的创作、文学的创作，他作为一名士人很难填补精神的空虚，很难坚守清贫的生活。后世士人也才能以他的诗歌为媒介，更直观地体验和接受他超然高洁的人格精神，更自觉地走上文学艺术的创作之路。这在日后不仅造就了一大批以写诗、为文、作画等为终身职业的士人，而且也使许许多多身处官场仕途的士大夫同样成为文学艺术的创作大家和思想文化的传承者。

　　从历史的中纵向坐标来看，魏晋时期的思想变革，对中华民族后来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而从横向坐标来看，其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也能与文艺复兴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相媲美。西方文艺复兴发生在14世纪左右，口号是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旗帜则是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而中国在魏晋时期也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目标是复兴先秦的诸子百家，其结果也是推进了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发展。